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电视剧作为今天世界上具有独特地位、真正的大众文化、当代最有效的叙述形式，其角色就像是一种当地的说书形式。电视剧以现代媒介的方式，重现了说书人的角色，特别是电视“一部集两部集”的播映方式，这种“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就是它的妙处所在，电视剧编剧总在每集打一个结，做一个极大段落的跌荡，以此继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和古老说书人的技艺是一样的。电视剧通过故事给日常生活赋予一种逻辑，而这个逻辑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电视剧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它们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就电影而言，电影市场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好莱坞所覆盖，或者说被好莱坞所规范。电影市场的这种格局存在已久，尽管偶有新浪潮涌动，但大局未变。和电影不同，电视剧反映的多是中国文化。

文化多元还是阶级区隔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电视传播的方式影响观看方式，观看方式很可能影响制作方式，制作方式会产生社会后果。

30年前中国有电视机的人非常少，频道非常之少，那个时候的播放方式，是一家人有一台电视，院子里的人一起来看，大学里面一层楼一个电视，所有人都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人都在一起，制作方式、选材一定要适合一大批人。现在的观看方式也已经变了，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个人一台电视的。制作方式显然发生了变化，制作的节目也以几何级数在增长。

据报道，现在一年生产一万五千集电视剧，哪怕好的电视剧你都没有办法看完，而分众的情况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就看英剧、看美剧，有人看韩剧，有人看中国内地剧。还有各种各样类型剧。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后果，从积极来说是多元，每个人的兴趣、爱情都可以得到满足。从负面来讲可能是一种区隔，就把人群区隔开来。以前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可能找到共同的话语，制作节目因此要雅俗共享，老少皆宜。但现在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做社会调查，按照菜单来定制今后的节目，今后的人群就越来越区隔，互相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这种现象不仅在电视剧里面如此，现在的城市建筑、城市规划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在城市规划建筑界就有争论，有人建议要尽量的建设混居社区，在一个社区里面以学区为单元，里面有比较富的和有比较穷的，要不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的孩子就阶级意识非常的鲜明，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属于大众的历史记忆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电视剧应当是现今大众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这样的重点表现形式，在每个时期的大众文化当中都存在：比如说文学上，唐代有诗、宋代有词、元代是曲，近代的则是小说。对于现代大众来说，日常最普遍的娱乐大概就是电视剧了。我个人除了电视剧还会看一些纪录片，像这类片子一方面是纯粹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也记录了许多重要的故事影像。

在叙述现代历史时，由于大众文化里存在着某种惯性的历史记忆，有时候其中所反映出的历史复杂性，要远远超过精英的历史叙述。这里我说的准确并非是指历史细节的绝对真实，而是从更庞大的历史框架来看的。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眼下占据主流的精英历史叙述，把目光转向当今媒体、读书活动以及精英分子们所乐于研究的历史题材，我们就会发现：有几个人真正地在研究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有几个人在研究像开拓团这样的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斗争(《闯关东》)？有几个人愿意把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放进自己的研究中去？

当然现在所谓的劳动者文化，它本身也在大众文化中经历了淘洗，但是其中还是留下了某种珍贵的真实。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并非大众文化本身，而正是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忆正以它们的顽强使得自身焕发着不灭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就使得它们比很多精英的叙述更为切实、更为可贵。

追问何为中国人

甘阳(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院长)：我看的电视剧数量非常大。我对电视剧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于，中国国产电视剧在不同层面上普遍都会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超越了目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生活方式，有更深刻、更深厚的传统，这是从电视剧里不断传达出来的信息。用某个主义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是不适合的，而是应该用中国人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重新定义主义。中国人不仅仅生活在晚清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我们有非常漫长的历史。

追问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具备一项最基本的判断和常识。但这几年有一些电视剧有种故意装深沉的表现，进而就会“装出”很多事情来。比如，最近热播的《甄环传》，全剧没有任何的伦理，阴谋贯穿整部剧，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正面力量。再比如，《悬崖》就拍得很高明，但里面说“没有人受得住严刑拷打”。我母亲却反驳：“怎么没有啊，那么多的革命烈士都是英勇就义的”。我比较担忧的是，国产电视剧越来越没有基本的常识。有的片子想在最卑微、最低贱的价值观中完成高质量作品，但是处理不好很容易会把卑贱当做高尚，这个是可能存在的隐患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