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劇長盛不衰，引人關注。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今年“兩會”期間，著名編劇高滿堂的一句“歷史劇缺乏正氣”，一針見血，將各界對充塞熒屏的歷史劇亂象問題的討論引向縱深。那麼，歷史劇為何如此火熱？當前歷史劇中主要存在哪些亂象？歷史劇應承載怎樣的社會功能，又該傳播什麼樣的價值觀？本刊特邀有關學者就這些問題進行回答。
●熒屏上長盛不衰的歷史劇，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中一種主要的大眾視聽娛樂與文化消費品種
主持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是一座蘊含極其豐富的富礦，這從近年來熒屏上大量涌現的歷史劇中可見一斑。那麼，能界定一下什麼是“歷史劇”嗎？
孫立群：歷史劇是根據題材內容劃分的戲劇種類之一，也可以叫歷史題材劇，指取材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劇目。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真實是歷史劇必須堅持的基本條件，劇作家以此為基礎，適當運用想象、夸張等藝術手法，塑造人物，描述事件，再現歷史場景，體現歷史的魅力，使觀眾受到歷史的啟迪。
近年來，熒屏上的歷史劇非常活躍，題材眾多，很受歡迎。這充分說明我國不愧為歷史大國，文明積澱悠久，歷史資源豐厚，有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應分清歷史劇和古裝劇的不同。古裝劇是演員穿著古代的服裝，演繹古代的故事，表現的是現代人的價值觀及審美觀。在我的印象中，古裝劇不少都是比較輕鬆、娛樂的，能給人帶來歡笑，如《喬老爺上轎》、《劉三姐》、《五女拜壽》、《女駙馬》等。
張越：構成當今“歷史熱”的三大主題內容是歷史劇、電視歷史講壇、通俗歷史讀物，而其中以影視作品為主的歷史劇的社會影響可能最大。其原因在於“歷史”和“劇”二者疊加的效應。比較而言，媒體歷史講壇的主講者多是專業學者，他們講的內容可能有錯誤，但是不會刻意去編造﹔通俗歷史小說作者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靠近歷史著述，更願意聲稱自己寫的是歷史而不是小說。歷史劇因為其情節來自於歷史而不完全是文學虛構，這就使受眾對歷史劇所展示的一切有著更近的距離，也更容易引起興趣和共鳴。歷史劇又因為是“劇”，若沒有對史實的演繹和對情節的想象，便不是歷史劇了，這又給歷史劇中的某些虛構情節提供了理由，一定程度地對歷史細節進行編造和改動在歷史劇這裡成為理所當然，結果就使得歷史劇給予受眾的所謂歷史，在真實和虛構兩個方面產生了混亂，這也使得一些專業史學家非常不滿，爭議之聲隨之高漲起來。總之，歷史劇除了取材於歷史外，還必須有充盈的藝術和真實的歷史感。
王也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中的歷史劇創作從單一視角到多元視角，從整體到局部，從微觀到宏觀，層次日益豐富。在對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和曲折性的表現方面，在對人物豐富性和多樣性的開掘上，都有顯著的提高，其中不乏一些精品，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和青睞。目前，熒屏上的歷史劇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中一種主要的大眾視聽娛樂與文化消費的品種，為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產品，努力地滿足著大眾日常的精神文化需求。
●不少歷史劇，不論“正說”還是“戲說”，在選擇題材上存在著皇權崇拜、暴力崇拜和權術崇拜，缺少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主持人：我們注意到，今年“兩會”期間，有的政協委員對以抗戰史為題材的某些歷史劇存在的“武俠化、偶像化、鬼子臉譜化”等亂象和問題提出了嚴厲批評﹔有的政協委員更是提出了“歷史劇缺乏正氣”這樣擲地有聲的批評，直指當前歷史劇中存在的價值觀缺失問題。那麼，從整體上看，當前歷史劇中主要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亂象和問題？
王學泰：近年來，一些歷史劇的亂象和問題主要表現在：缺少正確的歷史觀，缺少正義與公義，不論“正說”還是“戲說”，在選擇題材和審美判斷上，普遍存在著皇權崇拜、暴力崇拜和陰謀權術崇拜，缺少正確的價值理念，這集中地表現在宮廷戲和帝王劇上。有的歷史劇無原則地吹捧“帝王將相”，有的甚至公然侮辱人們的道德感情。當前在一定范圍內彌漫的“皇帝崇拜”(現在凡是自詡“最高級”的“極品”無不與皇帝挂鉤)，帝王劇無疑起了不可替代的壞作用。我注意到，最近十多年來，歷史劇的創作者似乎特別鐘情於清代宮廷戲，形成了題材扎堆現象。被柏楊譏諷為“最丑陋發式”的大辮子，充斥了熒屏，清朝皇帝你去我來，關內關外十三朝(慈禧專權也算一朝)的皇帝皇后都在不同的清宮戲中各掌風流數十年，“正劇”也好，“戲說”也好，自詡為歷史大片也好，皇帝都是高高在上，霸氣十足。這些歷史劇的編導們似乎特別愛好和欣賞磕頭跪拜，各種跪拜的宏大場面和精細特寫很是“奪目”。不僅如此，有些歷史劇還在精神上矮化受眾。例如，電視劇《布衣天子》中如此頌美乾隆皇帝：“你也累，你想要的世界太完美……”“別人偶然的傷悲，不是你的罪/可是偏要你流淚/怎麼會，你是皇帝你也累……”﹔有的歷史劇還要人企盼專制皇帝“再活五百年”。
孫立群：當前，熒屏上的歷史劇的亂象和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看：
其一，某些歷史劇的創作越來越明顯地變成迎合市場的類型化寫作，其中最突出的傾向是陶醉於消費主義的浪潮中，與娛樂文化合流，掏空信仰，消費歷史。不少歷史劇打著歷史的旗號，肆意篡改歷史，生拉硬拽、胡編亂造一些故事來取悅觀眾，以提高收視率、上座率。比如，這些年的宮廷戲流行，就是一些編劇利用人們對宮廷生活的神秘感，大肆渲染皇帝與大臣、皇帝與后宮之間的恩恩怨怨，吃喝玩樂，無聊瑣事。
其二，更為嚴重的是，有些歷史劇宣揚錯誤的歷史觀念，誤導觀眾，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宣揚皇權至上、主尊臣卑、奴才思想，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引導。我最看不慣的是：有的歷史劇中，大臣在皇帝面前黑壓壓跪倒一片，高呼“皇上聖明”，“萬歲，萬萬歲！”的場面。這種場面雖然拍得很華麗、很壯觀，但卻讓人心裡感覺很不舒服，其傳播錯誤思想觀念的毒害比無厘頭搞笑要嚴重得多！
其三，還有一些“抗戰劇”、“諜戰劇”，打著嚴肅題材的幌子，卻喪失原則，隨心所欲，極盡夸大渲染之能事，甚至將武俠片、動作片的情節融入——抗日英雄飛檐走壁，刀槍不入，像個超人，而日本鬼子則笨頭呆腦，丑態百出，不堪一擊，這就把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變成了一場鬧劇、神話劇，無疑是對抗日戰爭史的惡搞，看似弘揚“正義”，實質上恰恰背離了正義。對於這種自欺欺人的現象，有的評論者不無憂慮地指出：“熒屏上的抗日意淫隻會誤國——日本人毫發無損，中國愛國青年卻已集體發出勝利的歡呼。”
●人文情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的缺失，是造成當前歷史劇各種亂象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熒屏上的歷史劇中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亂象和問題呢？
王學泰：我認為，以宮廷、皇帝生活為內容的歷史劇的創作者，因為缺少人文情懷，忽略了以人為本，漠視當時的社會主體——廣大民眾對該政權或皇帝的感受，才出現了上述一些問題。皇權專制的伴生物就是陰謀詭計，文藝作品不能回避，關鍵是如何表現它。有些歷史劇是以此為固定的視角看待一切，陰謀詭計幾乎成為全劇的戲膽，有時還是“戲不夠，謀略湊”。我認為，歷史劇的編導在陰暗的歷史權力游戲中應該超脫，不能站在權勢者的一邊，對於弱者、失敗者採取牆倒眾人推的態度。例如，雍正除年羹堯，本來是卸磨殺驢(隻要看看雍正在年羹堯的密折批示就可以知道二人的關系及雍正殺年羹堯的目的)。可是，許多寫雍正的歷史劇都譴責年羹堯“謀反”。可見這些歷史劇的編導是站在皇帝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把權勢之間的勾心斗角賦予了“正義性”。
孫立群：我認為，造成當前歷史劇亂象叢生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歷史劇的創作者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一味追求收視率和票房價值，不惜踐踏歷史，顛倒黑白，美丑不分，誤導觀眾尤其是青少年，致使劇中散布的錯誤觀念，顛覆了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王也揚：對於歷史劇創作中某一題材作品(如抗戰劇、諜戰劇)過分“扎堆”現象，可從兩方面去檢討：一是“管得太具體”，使創作自由欠缺，路子狹窄，政策導向性過度。二是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有的劇作者光想著“混飯”賺錢，隻要能賣得出片子的戲就拍，根本不講社會責任感。我曾與一位韓國教授討論“韓劇”風靡世界的話題，得知韓國也曾有過對文藝作品“管得太具體”的年代，那時好作品寥寥，更談不上世界影響。那位教授稱贊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電視劇質量高，認為這是由於創作者們制作精心使然。的確，隻要創作者有社會責任感和藝術追求，精心制作自己的作品，就必然會有好戲問世。
●歷史劇有適度的想象、夸大也很正常，但創作者必須有職業道德，有社會責任感，追求歷史的真實性
主持人：一部優秀的歷史劇應承載和發揮什麼樣的社會功能呢？
孫立群：歷史劇主要是為大眾娛樂服務的，有適度的想象、夸大也很正常，不過其創作者必須有職業道德，有社會責任感，遵守歷史規則，那就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性，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表現要有歷史依據。
我認為，一部好的歷史劇起碼應承載兩個社會功能。第一，傳播歷史知識。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作為中國人，我們應盡可能多地了解歷史知識，充實自己。一部歷史知識含量大的影視作品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就我自己而言，小時候看歷史類小人書，上學后看歷史類電影，記憶最深的就是歷史知識，如朝代順序、重要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為后來系統學習歷史打下良好的基礎。現在，媒體很發達，對傳播歷史知識十分便捷、有力，但是，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隨意篡改歷史的東西很多，對觀眾尤其對青少年必然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第二，鑒古知今。歷史是國家的記憶，是一面鏡子，我們了解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是為了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做好今天的工作。一個人失去記憶就會成為白痴，一個國家忘記自己的歷史，就不知道向哪個方向走，這是非常危險的。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說：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對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創作歷史劇要有個底線，那就是堅持正確的歷史觀，不能不顧歷史的真實性，過度地娛樂化，更不能肆意歪曲和惡搞。
張越：在我看來，歷史劇應兼顧“歷史”和“劇”這兩個方面，尋求適宜兩者的最佳結合點。從“劇”的方面說，因劇情的需要而對某些歷史情節進行適當的虛構，是文藝類作品自身的需要。在“歷史”方面，需從宏觀和細節把握歷史真實，中間層面或可以靈活處理。所謂宏觀，即所表現的歷史的時代背景、基本性質以及歷史價值觀必須明確。對於中國古代王朝更迭和治亂興衰的表現、對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處理、對近代史發展脈絡的解讀等等，都是絕不可以觀念混亂和胡編亂造的，更不能搞“穿越”。所謂細節，指的是歷史劇那些基本的歷史場景，隻要細心一點、認真一點，就可以避免很多常識性的硬傷。譬如，明代的家具擺在漢代劇的場景中，清代的稱謂出現在唐朝劇中的對白裡。還有一些常識性的內容，如八路軍官兵的粗布軍裝裡露出潔白的襯衣領子，大批逃荒農民的衣服上沒有一件是有補丁的。隻需請相關歷史專家審看一遍或者編導自己去翻翻晚清民國時期的老照片，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所謂中間層面，指的是不違背歷史發展主要線索的一些具體情節、對話甚至史實，在歷史劇中應允許編創者做符合劇情的、藝術的加工和處理。有誰能証明項羽死前發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這樣的感慨在歷史中項羽確曾一字不差地說過呢？在這個層面的改動，如果合乎情理，並且對歷史發展主線也沒有明顯影響，歷史學家也最好不必過分指責，或者寫篇評論文章以正視聽，以專業學者的眼光做些批評，指出虛構與史實間的相異之處，引導大眾不受誤導即可。
●應創造條件，讓專業歷史學者能對歷史劇的創作活動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主持人：面對歷史劇的亂象，專業歷史工作者應該做些什麼呢？
王學泰：我喜歡讀史書，對於中國歷史也略知一二。我國有著悠久史官文化傳統，古代歷史上的史官很注重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評價，從而表達他們認為正確的價值理念。孔子晚年著《春秋》，《春秋》記錄和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很嚴謹，有“一字之褒，賞逾華袞﹔片言之貶，誅深斧鉞”之說。他深信自己對待歷史的公正，並以此求知於后世。北齊史臣魏收，奉召撰寫國史。但他借撰史以謀私利，公開揚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對他好的，他為之作“佳傳”﹔反之，則加以丑化。這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史書，人稱“穢史”，千古唾棄。眼下不少歷史劇(包括“穿越劇”)，以追求收視率(實際上也是物質利益)為目的，隨意脫離真實，歪曲歷史，如從史官傳統角度來看，也是“穢史”。因此，對於歷史劇的這種危害性，專業歷史學家不能不引起注意。
孫立群：我認為，專業歷史工作者有責任關注和投入社會，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影響社會，正本清源，向大眾普及正確的歷史知識，提升我們社會的精神文明。歷史學者不能鑽進象牙塔裡，對娛樂化解讀歷史的種種現象置若罔聞。當今社會急需健康的，能夠提供正能量的精神文化產品，那種肆意篡改歷史、過度演繹的歷史劇，專業歷史工作者應該提出批評。
張越：應當明確，專業層面的歷史研究與大眾消費層面的歷史劇的“生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兩回事兒。對專業研究者而言，歷史研究本身是一項嚴肅的學術活動，專業研究成果不是為了消費，衡量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標志也並非決定於非專業者的青睞程度，而是其是否科學、嚴謹和正確，是否獲得同行的認同。歷史劇因其“消費”特征，需要對歷史事實、歷史人物進行一定的藝術處理及適當改動﹔大眾消費層面上的歷史劇，不必苛求其必須嚴格遵照史實。只是，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應是歷史劇的史實來源，歷史劇作者也應尊重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而史學家也不妨在史實層面對歷史劇進行必要的約束和評價。從影視管理方面來說，應創造條件讓專業歷史學者能對歷史劇的編劇創作活動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孫立群：我認為，如果歷史劇創造者沒有過硬的文史功底，還是少拍歷史劇為好﹔對一些重大歷史題材、重要歷史人物劇目，更要慎重行事，三思后行。記得前些年有一出說趙武靈王改革的歷史話劇，滿台的人張嘴就叫“武靈王”。其實，“武靈王”是謚號，是人死以后才封的，武靈王在世的時候並不存在這樣的稱號。所以，歷史劇的編創者，最好先補補有關方面的歷史知識或與歷史專業人員作些交流。
●問題不在於戲的多與少，而在於歷史劇的創作者的價值取向﹔歷史劇應秉持歷史進步的正確立場
主持人：很顯然，歷史劇不同於一般的藝術劇，需要傳播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那麼，歷史劇應堅持什麼樣的價值取向，傳播什麼樣的價值觀呢？
王也揚：歷史劇在我國熒屏上長盛不衰，足見大眾對歷史的珍愛，然而歷史劇中的歷史乃今人眼中的歷史，它反映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對此人們往往不大注意。上世紀20年代，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說：“隻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們所組成的社會也是一樣。”“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郭沫若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大力論証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走的是一樣的路，遵循著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許多革命歷史題材劇作，基本上都貫穿著這樣的價值取向。改革開放以后，人們認識到革命與現代化並不矛盾，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也不應該完全否定，於是一些歷史劇創作中的價值取向有所調整，這在《辛亥革命》等劇作中都可以看出來，觀眾眼中的歷史顯得更加客觀、全面了。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民族振興的夢想日益成真，光復昔日輝煌便成為歷史回顧的一個主題，《漢武大帝》、《康熙王朝》等歷史劇應運而生，這些劇作除了帶給國人藝術享受、懷古幽情之外，還包含了對中國如何崛起的某些思考。
總之，作為文學藝術的歷史劇，其價值取向不能離開正氣、人道主義等這些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觀。上世紀50年代，我國歷史劇創作就有“抽象繼承”一說，即認為應該表現那些古今中外咸認的有益東西，如“仁者愛人”、“清明廉潔”、“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等等，這些人間正氣，能夠穿越時空，價值永恆。而其對立面則謂邪氣，如“殘暴狡詐”、“貪污腐敗”、“出賣良心”、“坑害無辜”，這些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說是好東西。價值觀也包含道德觀，存在著人們公認的高尚與低下、真善美與假惡丑之別，如果一出歷史劇的創作者把壞人壞事當好人好事去表演，對假惡丑的東西沒有批判地去欣賞，即使戲中演的是古人，也不會被觀眾所接受，而且還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
近年來，社會上一直有批評說宮廷戲拍得多了。我認為，問題倒不在於戲的多少，而在於劇作者的價值取向。以表現君主制為例。這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自然於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其黑暗面，落后於現代的事實，亦不容否定。可時下有的歷史劇確實存在對此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情況。我認為，用這種價值觀創作歷史劇應該受到批評。因為歷史劇是提供給大眾的精神產品，必須建立在社會價值共識的基礎之上。批判和唾棄君主專制制度，是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進步的主流，歷史劇的創作者應秉持歷史進步的正確立場，而不能相反。
張越：亞裡士多德曾指出，戲劇正是通過正視人的憐憫與恐懼，達到心靈淨化和升華的作用。歷史劇憑借其現代傳播渠道，今后勢必會有更快的發展﹔而歷史劇因“歷史”二字所背負的責任，遠比一般的影視作品要沉重得多。我們應該充滿敬意地對待歷史。歷史劇編創者應意識到他所表現的歷史對當下、對子孫后代的影響。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馮小寧導演的《甲午大海戰》等歷史劇，在歷史和藝術上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他們為表現這段歷史所具備的歷史責任感和嚴謹的態度，卻很值得贊賞。
(主持人：李慶英)
話題鏈接·一
歷史劇的四種類型
歷史劇是根據題材內容劃分的戲劇種類之一，指取材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劇目。熒屏上層出不窮的各類電視歷史劇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是電視歷史“正劇”。 取材於中國古代歷史，風格嚴肅庄重，展現天下興亡、治國安邦的朝政大事，給人以“正史”、“正傳”的“真實性”感覺，同時又充滿了震撼人心的戲劇張力。典型文本如《康熙王朝》、《太平天國》、《漢武大帝》。
二是民間野史劇。取材上偏離正史，更多依據野史與民間傳說，風格詼諧幽默，充滿著民間智慧。民間野史劇是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從民間文化、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採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因素編織劇本，通過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傳播。民間野史劇注重從民眾角度解說歷史。典型文本如《宰相劉羅鍋》、《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
三是革命歷史劇。取材於中國近現代革命史，是為弘揚革命歷史、紀念或懷念革命史上的先輩而創作，具有鮮明的思想指向和積極的教育宣傳功能。它比歷史正劇具有更多的嚴肅性和庄嚴感，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表現必須服從主流的道德評判體系，並嚴格遵循有關的創作要求，不能隨意戲說或編造。典型文本如《呂梁英雄傳》、《野火春風斗古城》。
四是“戲說”風格劇。這類電視劇常常大量復制都市劇中的各種流行元素，又常常是以所謂的愛情為核心元素，鋪陳的是當代人倫世相，編織的是離奇的古代傳奇故事，不乏滑稽諧趣。在這類劇作中,歷史被漫無邊際地擴充與稀釋，劇情純靠生編硬套，利用電子媒體的視聽特性追求懸念、感官刺激，大打“感情牌”，煽情和濫情，給人以子虛烏有的“野史”、“外傳”之趣，但它以“奇”奪人，以情節取勝，符合大眾文化消費需要。典型文本如《還珠格格》、《皇宮寶貝》。
話題鏈接·二
抗戰劇的亂象之危害
有這樣一組數據統計：2012年，我國主要頻道黃金檔播出電視劇200多部，其中抗戰劇、諜戰劇超70部﹔橫店影視基地群眾演員30萬名，60%都演過日本兵﹔全年48個劇組在“抗日”，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這樣一算，橫店一年“消滅鬼子”達數億人。
目前，一部分抗戰劇罔顧史實，將抗戰武俠化、偶像化、鬼子臉譜化，甚至出現明顯違反常識的夸張橋段。這無形中會貶損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意義和價值，不但失去了藝術水准，更扭曲了對抗日戰爭歷史的民族共同記憶。抗日戰爭要是如熒屏上那樣——“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中國怎麼會在8年抗戰中付出2000萬同胞的生命，正面戰場怎麼會損耗超過400萬軍人？更遑論南京大屠殺無辜被屠殺的30萬同胞。失真的抗戰劇丟棄了歷史重量，將中華民族悲壯的抗日戰爭表現得如同玩電子游戲一樣，對抗戰勝利的價值和意義無疑是一種惡劣的貶損，也對社會心態產生了不良影響。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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